《资治通鉴》为何始于“三家分晋”

《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负责主编的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编年体通史，它和《史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双碧”。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部书爱不释手，终生研读。司马光为了编写这部书可以说是倾尽了毕生的精力，正像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臣今赅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司马光为什么要把“三家分晋”作为这部书的开篇。从时间上看《资治通鉴》所记的历史时间，比左丘明的《左传》所记的历史时间晚了51年（《左传》的记述始于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终于公元前454年（鲁哀公二十七年）；而《资治通鉴》却始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终于公元五九五年（后周显德六年））。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不接着《左传》往下写，而要隔过几年呢？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在公元前403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起码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非把其作为《资治通鉴》这部著作的开始而不足以阐明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即：“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那么到底公元前403年发生了什么“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事件呢？原来是晋国的三个权臣，魏斯、赵籍、韩虔将晋国国君赶跑，而取而代之，并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的韩、赵、魏三国。然后这三个权臣派人跑到周天子那里，送礼行贿，买通天子身边的大臣，为他们的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开脱。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周天子也没有办法，竟然承认了既定的事实，并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使原本诸侯的奴才，一跃而成为与当时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的诸侯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的“三家分晋”。

    其实在此之前，弑君灭国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在“三家分晋”以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是，不管怎么说，“弑君”后，权臣们依然找一个与国君有血统的人继承诸侯大统；诸侯“不得保其社稷”之后，其领土也是由其他诸侯国来统治。像这样权臣成为诸侯的事情还真是第一次。

    综上所述，司马光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大致可以有以下二个原因：

    1、司马光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一书的反面案例，用以阐述该书的宗旨。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因此，周天子破坏了纪纲，“三家”违反了君臣的名分，希望看到此书的君王，都能以此为戒，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王位和天下。

    2、周王朝的最终覆灭，是自己毁了自己，“三家分晋”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先例。即：“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也就是说，当时周天之虽然不行了，但是上可以遵守礼法，尽管“诸侯专征，大夫擅政”但周天子的名分尚在，而“三家分晋”之后，原本就不多的一点礼法、名分也荡然无存，周王朝如何不灭亡呢？

    当然，这是司马光的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周王朝的最终灭亡，类似“三家分晋”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