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

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   王春瑜

中国武侠小说为什么能风行世界?对这个问题，“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这里，笔者拟从蒙汗药与武侠小说的关系这个小问题入手，予以管窥。难免有打边鼓之嫌，非所计也。
　　
　　(一)
　　
　　读过《水浒》的人，谁都不会忘记那动辄将人麻翻、昏睡如死猪般的“洗脚水”——蒙汗药。其实，不仅《水浒》中多次描绘了蒙汗药，在别的不时叙述到武侠故事的小说如三言、两拍中，以及在传统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之类中，都涉及蒙汗药或香型剂的蒙汗药——安息香；在中国大陆近几年地方小报及某些杂志上发表的新武侠小说中，蒙汗药仍然是一部分侠客或其敌手的利器；在金庸、梁羽生等人的笔下，虽然侠客掌握了更神奇有效的新式武器，诸如“剑气闭穴”、“菩提指封住气血”等等点穴法，以及“迷心药”、“散功迷药”等等，其奥妙无穷，自然是古典小说及传统武侠小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迷心药”之类，实际上仍然不过是蒙汗药的翻版或摩登化而已。如此看来，蒙汗药与中国的武侠小说，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蒙汗药究为何物?这一直是中外学者及一般古典小说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何心著《水浒研究》，及马幼垣在1978年冬发表的《小说里的蒙汗药和英雄形象》一文，都对蒙汗药有所探讨，但并未能将它的来龙去脉完全搞清楚。犹忆1977年秋，我在上海与友人胡道静讨论蒙汗药的内容，他说这是一个谜，李约瑟老博士也未能解开它，如果把蒙汗药的原料及解药完全搞清楚，对研究古典文学、科技史，都将是一大贡献。遂后，我曾试把自己的读书心得，陆续写成《蒙汗药之谜》、《蒙汗药续考》；大约是1982年，广西有位大学生看了拙作《蒙汗药之谜》后，很感兴趣，便结合他在广西家乡的民间调查和试验，写了《蒙汗药续谈》，读来饶有兴味。现在似乎可以说，蒙汗药之谜，已经基本上被解开了。
　　
　　蒙汗药是否是小说家向壁虚构的妄谈?非也。早在明中叶，郎瑛即指出：“小说家曾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以则为妄也。……《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显然，郎瑛告诉人们，蒙汗药是用曼陀罗的花末制成的。其实，早在北宋，司马光即记载：“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杜杞诱杀少数民族达万人之多，实在残忍。而他用以施展阴谋的武器，正是“曼陀罗酒”。一次下药，竟使数千人昏醉而丧命，于此不难看出宋代从官府到民间，已经是使用蒙汗药成风。不过，记载绿林豪客用曼陀罗花麻人的史家，最早的，恐怕还是南宋的周去非。他载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乾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箧而趋。”在明朝，蒙汗药将人麻翻的故事，化为小说家言，不胫而走，使蒙汗药的名声越来越大。
　　
　　从上述不难看出，蒙汗药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在我国至少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是中国老资格的奇特产品之一。蒙汗药化为武侠小说中的神品、利器，原本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有产物。西方固然也曾经有数百年武侠小说风靡于世界的历史，并塑造出永不磨灭的武侠迷唐·吉诃德的典型形象。但是，西方的武侠小说中，不会有蒙汗药出现，这是因为，古代西方的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麻醉药，医生在给病人动手术时，为使病人暂时昏迷，只好用棍棒打头，或者放血。因此，即使如塞万提斯那样想象波谲云诡的大作家，笔下也绝对不会有蒙汗药出现。而我国，早在汉代，神医华佗就发明了高效能的麻醉药“麻沸散”，后来，更有各种麻醉药相继问世。因此仅从蒙汗药这一点加以观察，就不难看出，中国的武侠小说，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层之中的；而中国的文化早已雄辩地证明，凡是愈能充分保持、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便愈有生命力。我想，中国武侠小说的“永远健康”、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在于此。

　　(二)
　　
　　与蒙汗药不是小说家凭空捏造出来的一样，前述的那些武侠，也不是小说家头脑中的幻化物，在明朝，确确实实存在侠的阶层，他们的种种行径，被小说家高度观念化、艺术化的结果，便成了武侠小说或武侠故事。
　　
　　对于侠的定义、变迁，人言人殊；我以为鲁迅关于侠的界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他说：“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明朝自成化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镇——特别是中小市镇；大城市更愈益发达，都市生活日趋繁荣多姿。但是，作为城市生活的派生物——流氓阶层，也随之日渐孳长。万历以后，其况更甚。以杭州而论，“省城内外不逞之徒结党为群，内推一人为首，其党与每旦会与首恶之家，分头探听地方事情，一遇人命，即为奇货，或作死者亲属，或具地方首状，或为硬证，横索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在北京，万历初年，就活动着一个以锦衣卫成员韩朝臣为首的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与《水浒》中杨志的刀下鬼同名——叫牛二，与西城的李七、詹大、贾三、白云，及南城的李二、景永受等互相勾结，为非作歹，“科敛民财”、“诈骗人户”、“白昼打抢”、“盗拐人财”；牛二还霸占民女陈香儿为妻。他们甚至还“毁骂赶打”从宣武门大街经过的兵部尚书杨兆，公然“口称我们兄弟十虎，谁怕你官”，十分猖狂。而至明末，在北京城内，“又或十五结党，横行街市间，号曰‘闯将’。”他们比起牛二之流更形猖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明明是流氓，却以侠自居，有的人甚至用猪头冒充人头，声称为人报了仇，以大侠自居，从而骗得了大宗银两；无怪乎时人沈风峰对此感慨系之地说：“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此语也许有失之偏激之嫌，但仍不失为一针见血之论。
　　
　　在明代——也可以说在整个古代，在所谓侠中，固然确有少数人锄暴安良，劫富济贫，扶困救危，在历史上留下美名；但是，从总体上看，特别是在明清，侠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帮闲、打手，也是流氓的别称。明代——包括清代的武侠故事、武侠小说，是明清流氓阶层生活的一面镜子。即以明代的武侠小说而言，如“大闹禁魂张”的宋四公之流，分明是在黑吃黑，落得个“鳖咬鳖——一嘴血。”当代的武侠小说，是明清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结果，某些明清时期的侠，至今仍是一部分武侠小说讴歌、描绘的对象；这样看来，中国武侠小说的先天不足之一，就是追溯其历史渊源，赞美了流氓阶层，而且说真的，今日风行的某些武侠小说，即使是正面描写的武侠英雄人物，我们从他们往往粗暴、乖张的行为中，仍不时感到流氓气息的阵阵袭来；而一些武侠小说的“拳头加枕头”的所谓新潮流的出现，更使这种气息浓重了。近日与一位学者聊天，说起武侠小说，没想到他竟这样说：“老兄不是研究过蒙汗药吗?我看有一些武侠小说，就是青少年的蒙汗药!”现在看来，此话虽偏颇、尖锐，但却隐隐道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忽视武侠小说的消极面。事实上，这也正是武侠小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中，能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成不了参天大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半个世纪前，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实在让人佩服。说到武侠小说，之所以能风行当代中国，固然有种种原因，但主要的，我以为正是中国社会还有武侠小说气的缘故。这个气不是别的，正是传统武侠小说所刻画的封建主义气息。是的，在中国大陆上，早已实行了社会变革，但封建主义残余还严重存在，《水浒》、《三国》及武侠小说里所描绘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老模样或新形式，继续活动着，有时简直让你难以置信，千百年的古今界限竟然似乎根本不存在，但这却是铁的事实。聊举一例——让我们还是回到蒙汗药的老话题上来，大概很多人难以想象，至今还有人干着用蒙汗药谋财害命的勾当，近年的报刊，时有所闻。如：就在今年年初，《安徽日报》载：
　　
　　前一时期，安徽省沿江一带连续发生几起“蒙汗药”案。
　　
　　铜陵一工人李某，去望江县华阳河买河蟹，有一青年要当场教他“药功防勇”术，说是吃了他的药，会有“爆发力”，就抓出一把似油菜籽般的药粒，让李某吞下。李某吞下后……始则兴奋，继则晕乎，最后不省人事。那青年就……将其身上四百元钱和一块钻石手表劫走。
　　
　　不多久，又出一事。一个从浙江萧山来的推销员潘某，在贵池县青峰岭摆药摊的老妪处诊肩周炎。忽来一年轻人，说谁吃他的药可治肩周炎。潘某……接过药吞服，立时觉得迷糊起来，跟着年轻人东转西拐……等苏醒过来，他发觉自己在芦苇丛中昏睡了一日两夜，又发现身上千元巨款、手表、衣服统统没有了。
　　
　　公安机关侦查时，又出了另一案。在铜陵县大通镇姚凤嘴山上松林中发现一男尸，1400元被夺，检查尸体，发现其腹中有油菜籽般的药物。不久，被通缉的罪犯李俊终告落网。经有关部门检验，犯罪分子李俊所用的“蒙汗药”，是一种名叫曼陀罗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含有莨菪碱毒性，服过量能导致神经麻痹直至窒息死亡。犯罪分子李俊已被判处死刑。
　　
　　你看，这里的罪犯李俊，与武侠小说中用蒙汗药麻人的人物，不是如出一辙吗?这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武侠小说气!我想，诸如此类的“气”，作为重要因素之一，也正是新武侠小说产生、存在、衍化的土壤。至少在中国大陆，这种“气”，成了武侠小说得以传播的合适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