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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形意拳——心意拳之创立 [打印本页]

作者: 小鱼儿2012 时间: 2012-10-10 19:55
标题: 形意拳——心意拳之创立
　　关于心意拳之创立，旧传有三说：
　　一曰“心意拳为印度高僧达摩所创”。相传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天竺(今印度)香至王之三子达摩泛海至广州。武帝闻之，派使者迎其至建业(今南京)。后因话不投机而离梁，渡江到北魏，上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九年后圆寂。大同元年(535)，葬于熊耳山定林寺。达摩死后，始有其传播武技之说。后来，又有了关于其创立心意拳的传说。民国十七年(1928)，凌善清在其所著《形意五行拳图说·形意拳之源流》中云：“六朝时，天竺僧达摩始挟其所谓西域技击者来传之于中土，于是北方之强者群起而趋之。今犹有所谓达摩拳、达摩剑等流传于世，而形意拳亦其一也。”又云：“达摩所传者，意在于摄生，而刺击次之。形意拳者，其名译自梵音，其旨即在于养气，……寺僧有得其一体者，复兴中国固有之武技融会而错综之，超逾腾踔，以之胜人。于是始有所谓少林拳者名于世，而去达摩所传之意亦日愈远。北宋时有张三丰者，隐武当为皇冠，究心达摩之术者若干年，得其玄奥，乃尽弃少林之成法，而一以练气为主。有从之者，即授以形意拳以为练习初步。成效既著，学者蜂起，世人遂名之曰‘内家’，而称少林为‘外家’，而形意一拳，至是亦遂为内家所专有矣。”
　　凌氏此说一出，曾引起了武术界同仁的非议。民国十九年(1930)，徐哲东著《国技论略》，唐豪著《少林武当考》，均指出达摩与武术无关，达摩创拳为“伪作”，张三丰传习形意更属虚构。徐哲东说：“达摩首开禅宗，本以静坐证误而不落文字，言论为旨，其传慧可，唯云：楞伽四卷可为心印，如果有易筋、洗髓何不与楞伽同言?岂易筋、洗髓之妙万胜楞伽耶?此亦足为伪作之证矣。”
　　有关记载达摩身世经历的史料《传说正宏记》和《续高僧传》以及《景德传灯录》等书均无达摩创心意拳之说。考心意诸古谱，如《姬际可自述》、王子诚《拳论质疑序》、曹继武《拳论·十法摘要》、戴龙邦《六合拳序》、祁县《戴良栋拳谱抄本》等墨本，都无片言只字提及达摩创心意拳之事。更重要者，详考心意拳内容，博大精深，融历代拳经拳法为一炉，取中华传统哲理为原理。如内功理论，本源于殷周时产生的易学;五行拳也是依据殷周时产生的阴阳五行学说所创;至于十二形拳中的龙、虎、蛇、马、猴、鸡等形象，则早在原始社会中便是部落所尊奉的图腾了。达摩作为一个外国人，既然是“挟其所谓西域技击者来传之于中土，”为什么其内容没有一点西域特色，而完全体现的是中国风格呢?可见，心意拳并非来自印度。再说，达摩来到中国后仅仅八年时间，怎么可能创编出一个溶铸了中国古老文化精华，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拳种呢?更何况达摩到达中土后是在少林“面壁九年”后即圆寂的呢!
　　不难看出，达摩创立心意拳之说实为妄传。究其原因，不过是托神名以示拳贵，使之易于传播而已。民间尚有尊如来佛为心意拳之老祖者，可为一个佐证。
　　二曰“心意拳为岳飞所创”。此说最早见于文字的是曹继武的“十法摘要”。曹氏云：“惟此六合拳者则出自宋朝岳武穆王。嗣后金元明数代，鲜有其技，至明末清初有蒲东诸冯姬隆风先生……遍访名师，至终南山，得岳武穆王拳经。”戴龙邦承其师曹继武之说，于乾隆十五年(1750)为“六合拳”作序云：“岳飞当童子时，受业于周侗师，精通枪法，以枪为拳，立法以教将佐，名曰意拳，神妙莫测，盖从古未有之技也。”以后，便有了“心意十二形为岳飞被困牛头山时所创”之说。此说顺应了人们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和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仰心理，因而很快地被人们所认定，并广泛地传播开来。
　　民国时期，许多国术专著先后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有孙福全著《形意拳学》、《拳意述真》，刘殿琛著《形意拳术抉微》，姜容樵著《形意母拳》，薛颠著《形意拳术讲义》等等。有的专著中，对岳飞创立心意拳的传说予以肯定。如刘殿琛在其所著《形意拳术抉微》中云：“形意拳术一门为最合军用，盖该拳为岳武穆所发明。”然而，多数著作在述及岳飞或者周侗创心意时，均持谨慎态度，冠以“相传”二字。如李烛尘之《国术史》，吴图南之《国术概论》，高降衡之《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墨本)等，均取“相传”、“或谓”之说。有的著作则对岳飞创立心意拳提出了质疑。姜容樵云：“形意拳，相传创始於宋之岳武穆，第考诸史册，仅载其知拳，而未详其所治若何，及受之何人，传与何方，学者憾焉。”徐哲东在其《国技论略》中进一步指出：“形意拳家言，形意拳传自岳飞，其事终出于依托。盖形意拳家借岳飞以增重也。形意拳是否岳飞之传，亦可疑也。”徐哲东最早提出了岳飞创立心意拳乃是“依托”之说。我们深以为然。
　　首先，考诸史册，《宋史》卷365《岳飞全传》，洋洋近万言，多记其作战的经历和战功，只在开头一段提到岳飞学文习武的情况：“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侗(编者注：这便是心意拳为周侗所创之由来)，尽其术，能左右射。侗死，朔望设祭于其家。父义之曰：‘汝为时用，能殉国死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耕募敢战士，飞应募。”时岳飞19周岁，其学业、武术都是在这以前打下的基础，以后便是紧张的19年戎马生涯。
　　岳飞三子岳霖之子岳珂，字肃之，南宋时文学家、史学家，官拜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史。曾编撰《鄂王行实编年》以记岳飞大事，又编《金佗粹编》和《金佗续编》共58卷，为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书中收集有诗文、表奏、战报，以及高宗的御札、宋王朝的命令、札子等原始资料，以及传记、轶事等，均未见岳飞创立心意拳的记载。再考一些私人著述，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熊克的《中兴小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甚至查阅元代孔文卿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及明代成化间的传奇之作《精忠记》等，都无一字提及岳飞创心意拳术。
　　其次，再考岳飞生平。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南汤阴人，15岁结婚，16岁得子。15至19岁做韩家庄客。19岁初次投军，不久回家，料理父亲丧事。靖康元年(1126)应枢密院宫员刘浩招募，再次投军。其时，岳飞23岁。建炎二年(1128)，岳飞以两千兵破敌数万于南薰门。建炎四年(1130)，大败金兵于静安，收复建康。绍兴元年(1131)，大破曹成军于岳州。绍兴四年(1134)，收复郢、襄阳、唐诸、随州等地。绍兴五年(1135)，攻洞庭胡义军。绍兴六年(1136)，下蔡州，还军鄂州。绍兴八年(1138)，岳飞主张和金人决战，上书力阻议和。绍兴十年(1140)，大败金兵于京西、颖昌，收复河南等地，又大败金兀术于郾城，进军朱仙镇。宋帝听秦桧议，诏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被害。
　　从诸多史家对岳飞生平的简介中可以看出，岳飞23岁之前，主要精力除奔波生活之外，大多用于学文习武。这时，要创立一套拳术，从其年龄尚轻，阅历有限等条件看，是不可能的。23岁之后，东征西讨，南攻北战，几乎年年都有战事。岳飞二次从军后的十数年间，是在战斗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渡过的。前要以刀枪顾敌后要防奸佞陷害，常常昼夜不得解甲，数日无稍事休息的机会。而创拳立说，除自身条件外，尚需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从创拳原理到拳法与套路的和谐统一，从由简到繁的拳路创编，再到各拳的技法实用等等，都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的。
　　再说，假如岳飞真的“以枪为拳，立法以教将佐”是事实。那么，习此心意拳者总该有成千上万人吧?虽然岳飞被害后，岳氏家庭受到了株连，但是二十年后即绍兴三十二(1162)，宋孝宗赵慎已为其“平反”，并赠封为太师，赐谥“武穆”，迁葬于杭州栖霞岭下。宋宁宗时，又追封为鄂王，死者岳飞及生者岳家子孙，均得荣宠。宋代武术大兴，颇受统治者重视，由于战乱频繁，尚武的社会风气进一步促进了武术的发展。民间有“锦标社”、“英略社”等练武组织，武艺高强的人可以上待“卖艺”，拳术套路已经成为拳师传授武艺的主要内容，甚至还出现了以表演套路为职业的女艺人。诗人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北宋成书《武经总要》。宋太祖之拳，李全之枪，张威之棍，呼延赞之鞭等等都被记载而流传下来。在这种浓郁的武风下，岳飞平反后，其拳应该和他的英名一样，被广泛传播。然而，在他平反后直到宋王朝灭亡的一百多年间，竟没有流传岳飞所创之拳。相反，远不知岳飞英名的许多人的武艺反而流传下来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元朝统治者深怕人民造反，因而严禁民间习武。但是，不少武术还是辗转流传下来。民间艺人把武述带到戏曲里，保留了一些套路和技艺，如“关大王单刀会”、“追韩信”等。这时，岳飞仍然被戏曲家作为英雄人物描写，他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但仍不见其创拳之事，民间更不复有其传。元朝取代宋王朝还不到九十年，元末，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许多武艺逐渐复活起来。
　　明代是武艺集大成的大发展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各门武艺蓬勃兴起，习武弄棒蔚然成风。平倭大将戚继光甚至说：“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到了明末，已出现了“内家”与“外家”的说法。明代成化年间，出现了歌颂岳飞的《精忠记》，但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均不见其创立心意拳一说。戚继光著《纪效新书》十八卷，可谓是中国古代军事武学典籍中的名著，但仍无提及岳飞创心意拳之事。该书《拳经捷要》节中述及拳种时云：“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拳，各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温家七十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翻，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试想，如果当时确有岳飞之心意拳，戚继光是不可能不大书一笔的。
　　另外，清雍正十三年(1735)王自诚所作的《拳论质疑序》，也没有提及心意拳为岳飞所创。岳飞创立心意拳之说，是曹继武首先在他的《拳论·十法摘要》序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岳飞已经去世将近六百年之后，才有了其创拳之说。
　　从以上史事可以看出：岳飞创意心意拳之说实为虚传。究其原因，无非是“托英名以示拳贵”而已。翻阅史册，几乎随处可见，民间结团集社、操办大事以至于揭竺而起，都要依托于某一神灵或某一圣人。如太平天国托之于上帝，梁山好汉假托为星宿下凡，二郎拳托之于二郎神等等，实在是不足为怪的。不能否认，心意拳之于否认，心意拳之于岳飞所创，为其广泛传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日“心意拳为姬际可始创”。此说自民国以后，尤其是近十数年来，已逐渐为广大的形意界同仁所认定。
　　姬际可，字龙峰。朱祖姬从礼于明初由洪洞选定对蒲州。姬际可为八世姬训之次子。自幼学文，13岁开始习武。五后年，父母相继去世。姬际可20岁左右时，离家奔少林寺，出诸冯，过解州，翻越中条山时不幸马前失蹄，跌入深涧。他手抓树枝，沿峭壁攀登，险里逃生，终于到达少林。姬际可在少林寺学艺十载，颇得少林秘法，万擅大枪绝术，有飞马点椽并没有之绝技，人号神枪。后来，少林寺主持请他做了师傅，专授武功。是时，清军南下，各地反清志士云集少林。姬际可素来敬仰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以反清复明为已任，遂与各路豪杰相商反清大计。后被清廷获密，派亲信入寺，姬际可险遭不测，于是下山出游。先到南方，遍访技击名家，辗转到峨嵋，又入汉中，逾秦岭，上终南。“彼时因落魄江湖，毫无寸进，既不能遂平生之志，又不能重返故园，生趣毫无，遂生遁世之心”(《姬际可自述》)。可见，当时的姬际可既难遂反清复明之志，又有被清廷辑捕的危险。因此，他将希望寄托于创拳立法之上，以传播其反清复明思想。可以说，这时的姬际可已经具备了创拳立法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姬际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不能直接从事反清斗争，便创拳立法，以传播反清思想。为达此目的，于是产生了终南山得岳武穆《六合拳经》这一托词。《姬际可自述》云：“老朽备受艰辛，真乃言莫可喻。只身宿古刹，四壁肃然，单将东配殿修葺以避风雪，深夜为猛兽咆哮所惊，难以就寝。一夜掣剑逐兽返归，偶见西配殿内隐隐有光。当时明月皎洁，老朽疑由破窗射入。仔细辩别，更为可疑，顿生好感奇之心，燃油松上照，土蔽尘封，显出点点微光。纵身一跳，跨上横陀，竟见承尘之上有一柄古剑，一个木匣。老朽捧来端详，剑鞘古雅，剑光耀目，锋利异常，上嵌‘汤阴岳氏’四字，并无剑名。老朽不识其剑，实知其人。再启木匣，却是一部手册，题名《六合经拳》，其中五行变化灾害原理，阴阳造化之枢机，起落进退虚实之奥妙，武技之精华尽集于此。老朽感焉，悉心研习其精义，十易寒暑，会其理于一本，通其形于万殊，以六合为法，五行十形为拳，以心之发动曰意，意之所向为拳，名曰心意六合拳。“字里行间，可见姬际可用心之良苦：一方面以岳武穆为榜样来勉励自己，以实现其反清复明之志;另一方面将自己所创之拳托之于武穆拳经，以示拳贵，使之后学者珍重此拳。值得注意的是：姬际可依据所托的“六合拳经”，“以六合为法，五行十形为拳”将此拳名之曰“心意六合拳”。可见，“心意”一拳确为姬际可始创，并由其命名。
　　其次，姬际可具备创拳的文韬武略。姬氏上少林寺前已是文武全才，加上少林寺有丰富的秘笈资料，寺僧可精奥的拳法技艺，这种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为姬氏创拳立法奠定了基础。姬际可在少林寺十年间，又苦钻少林秘笈，并涉足名山大川，遍访技击高手，从理论到实践，逐渐使他成了一名武学大家。他承袭了中国古代武学的传统和众多拳经之精华，诸如阴阳、五行、六合等原理，参照元代太原人白玉峰在少林寺创编的龙、虎、豹、蛇、鹤等五拳，并根据对栽些飞禽走兽的细臻观察与技击要道，遂创编了五行拳和十形拳。
　　再次，创拳需要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清王朝立国前后，姬际可经历了在家学大前提、少林学艺、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四出游访几个阶段。第一、二、三阶段姬际可创拳的条件还不成熟，到了清康熙初，即第四阶段，他目睹清王朝立国业已稳固，复国无望，于是云游天下，遍访名家。这时，姬际可创立心意拳可谓瓜熟蒂落，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进士王自诚作《拳论质疑序》。这是继《姬际可自述》之后最早的传世墨本。《序》云：“拳之种类不同，他端亦不知创自何人，惟此六合拳则出自山西姬龙、姬凤，二师乃系明末人也，精于枪法，人皆以为神，而先生犹有虑焉。以为吾处乱世，出则可操兵，归则执枪可自卫，若当太平之日，刀兵鞘伏，倘遇不测，将何以御之。于是将枪法为拳法，会其理为一本，通基形于万殊，名其拳曰六合。”王自诚肯定了“六合拳”出自山西姬氏，并肯定了其“将枪法为拳法”的立拳依据，只是未写“心意”二字。而且将姬龙峰误作姬龙、姬凤二人。这种传抄中的讹误，正如《姬际可自述》一样，传到后来，由于字迹模糊，人们连现代汉语也加进去了，此实不足为怪。
　　近年来，在《姬氏族谱》中查证出姬际可的生平，为心意拳创自姬际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心意拳创立于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清王朝立国之初，为山西永济人姬际可所创。姬际可是一位崇尚岳飞精神，文武兼备的武术大家。而达摩创心意拳之传说，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心意拳与少林寺的关系。民国十四年(1925)立的《车君毅斋纪念碑记》碑文开宗明义指出：心意拳为“少林外家支派”。可见姬际可创立的心意拳是汲取了中国历代武术大家的拳理、拳法精华(包括少林拳理、拳法)使之融为一体，而又别于少林拳的一种具和独特风格的拳术。
　　

作者: 小鱼儿2012 时间: 2012-10-10 19:58
心意拳之师承

　　姬际可创拳的政治目的在于传播反清思想。这一点在其拳诀甚至拳法中均有所见。所以，心意拳一成，他便离开终南山东行，物色传人。“然此拳一经问世，人况以狂妄目我(编者注：由此可知姬氏在传拳时，并没有打击岳飞的旗号)，庶不知此拳有防身御侮养性修身之术。以心意诚于中而肢体形于外。舍藏先天之本，性命生死之道，阴阳为母，四象为根，以夺阴阳之造化，扭转乾坤之气机。然沿途所遇，皆为庸俗之辈。到苏常一带访友，巧遇王辅臣父子，承他父子另眼相待，其子耀龙尚能记得苦用功。转瞬王载，又西南行，至秋浦遇曹公托其子继武与我，一教十二年，其技方成”(《姬际可自述》)。曹继武在其《拳论·十法摘要》中自认其从学于姬氏，云：“……夫世之习艺者，固一师之承也，亦各有不同，岂其始艺之不类欤?谅亦习者未得其真，故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况乎愈传愈讹，且不仅差之毫厘也。余从学姬氏，以接姬氏之传，得之甚详，就其论而释之，定为‘十法摘要’，非敢妄行于世，聊以训子弟云尔。”乾隆十五年(1750)，戴龙邦作《六合拳序》亦云：：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凤，生于明末国初，为蒲东诸冯人氏，访名师于终南山，得岳武穆王拳经，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蒲。”可见，姬际可传曹继武心意六合拳确信无疑。至于传王耀龙以及传其义女姜慕兰，由于这两支尚发现传人，故无从考焉。康熙二十五年(1686)，姬际可在秋浦传艺时手书自述，赠与曹继武。姬际可晚年归里后，据《姬氏族谱》记载：老年破流寇于村西，手歼渠魁，村民以夫子事之。

　　姬际可去世后，葬于祖坟，立碑纪之，后人尊称为“老夫子”，挂其娟画敬于家庙。少林寺中亦挂其画像。其形象为：长形瘦脸，须髯皆白，目光炯炯，家庙像旁有后人书写的对联，云：创业本艰难要留好样与子孙，守成非容易不可负愧于祖宗。

　　曹继武生于康熙四年(1665)，从姬氏习心意六合拳十有二年，技勇方成。康熙癸酉年(1693武科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都督。后因宦途坎坷，致仕归籍，于池州授业于山西祁县人戴龙邦。乾隆十五年(1705)，戴龙邦从师命返晋，途经洛阳时，于马学礼书室作《心意六合拳序》云：“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凤……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浦。”姬氏传曹、曹氏传戴之师承关系当已无疑。河南马学礼亦曹氏弟子。山西戴龙邦于池州拜曹继武为师时，曹自称为“南山郑氏。”戴龙邦学得姬氏所创心意拳术，得五行、十行真传，并得其师所释《拳论·十法摘要》及《姬际可自述》等珍贵墨本。池州学艺期间，戴龙邦常于杨子江边苦练真心意真功。见鼍长丈余，浮于水中，凶猛异常，心有所感，遂以两手左右分拨前进，如鼍之浮水。之后，又见鲐于水中回游，如护尾之状，又以其形为拳，左右前进，如鲐之护尾，久练不厌。戴氏将此二形拳练至精妙之处，请教师傅。曹继武心感其灵，赞许以此二形为拳，传授门人。艺成后，戴龙邦奉师命回归山西时，曹继武始将真实姓名告之。由于师祖姬际可及师父曹继武反清复明思想与坎坷生活的影响，加之雍正五年(1727)下令禁武，戴龙邦返归故里后，即将心意拳禁锢，只传子、侄及内亲，不再外传。嘉庆七年(1801)，戴龙邦终前留遗嘱给戴文雄(小字二闾)，“心意拳不得外传”。人中有“戴氏家拳”、“戴氏祖传心意拳”之说。戴龙邦去世一百三十四年之后，即民国二十四年(1935)，曾有过道光二十一年间(1841)牛皋之后牛希贤传戴龙邦父子心意拳的传说。这时戴龙邦去世已经整整40年，人死岂能学艺乎?况且嘉庆至道光间，戴二闾已赫赫有名的心意大师，以保镖名闻遐迩，声震武林。说什么戴龙邦父子此时向牛希贤学习心意拳，并“以师礼事之”，实属无稽之谈。研究过戴龙邦乾隆十五年在马学礼书室作的《心意六合拳序》的人都知道戴家心意拳的由来。然而，时过二百三十五年之后，又出现了“明朝正统年间，戴氏族成忠学得岳飞所传心意拳之后，成为戴氏族的家拳”之说。此说与心意门人中习惯称心意拳为“戴氏家拳”、“戴氏祖传心意拳”之说是风马牛毫不相及的。自乾隆十五年(1750)戴龙邦学得心意六合拳奉师命回归故里起，即只传子侄及内亲，到戴二闾遵遗训将拳禁锢，不外传人，先后将近九十年，“家拳”、“祖传”之说即由此出。而“戴成忠得心意拳”之说过去无所闻，也无见于文献，心意古谱中也无任何文字述及此事。考《祁县志》及昭余戴氏藏秘籍《半可集》等重要文献，只有“戴成忠于明之初始自雁门迁祁，鼻祖也”的记载。五世以前，未见科名。六世起，始见戴氏宦绩。八世戴光启，隆庆辛未进士，三边有政声。九世戴运昌，崇祯丁丑进士，官至户部，因“殚力国计”，旋以“陈演牵连下狱”。十世戴廷拭，“以气节、文章名世”。国变后“无志仕进”，至康熙已未，“应博学鸿词科，闻望尤隆”。“晚官闻喜训导，署曲沃县教谕，年七十上岁(康熙辛未)卒于官”。以上文献无片言只语述及戴成忠得心意拳之事，直至十世戴廷拭仍之。将戴氏家拳“追溯”到“明朝正统间”，至今尚未发现任何历史根据。

　　道光十六年1836)，直隶深州(今河北深县)人李老农闻戴二闾大名，遂变卖部分家产，别母离妻，千里迢迢到山西祁县小韩村学习戴家心意拳术。然而，多次登门求教，均遭拒绝。李老农心诚意坚，深知戴家心意拳的厉害和二闾师的威名，便送菜，风雨无阻，未曾取得分文。戴二闾感其心诚，遵母命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式收其为徒，传授心意拳术。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广亨作的《心意精义》墨本记载了这一史事。民国十四年(1925)，李老农的第二、三代传人集资树立的《车君毅斋纪念碑记》中述及这一史事时，云：“戴氏小字二闾，则祁人也。戴氏祖传心意拳……外传李老农”这些都是最早记载戴二闾传李老农的历史文献。民国二十四年(1935)，戴二闾第二代传人祁县高降衡作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墨本)及《戴良栋拳谱抄本》(墨本)中也都有戴二闾传李老农的记载。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又出现了“郭维汉传李老农”新说，并有郭维汉只学得戴氏“十大形”，未学得“五行拳”等论。此说首见于1985年《搏击》一期载黄新铭“戴龙邦与戴氏心意拳”的文章。时过两年，黄氏即在《少林武术》一期撰文“形意拳首传人李洛能”，纠正了郭维汉传李洛能的错误传说，并得出了“祁县口碑材料与车氏碑文基本相合，李洛能(老农)为戴文勋(雄)的弟子”的结论。

　　现存足以证实李老农为戴文雄弟子的历史文献有《心意精义》(墨本)、《车君毅斋纪念原碑记》、《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墨本)《戴良栋拳谱抄本》(墨本)等等。

　　戴文雄收李老农为徒，开创了戴氏心意拳外传的历史。李老农继承发展了戴氏心意拳术，并有重大的改革和创新。他和他的许多著名弟子如车毅斋、贺运亨、李广亨、宋世荣、刘奇兰、郭云深、李太和、刘元亨、张树德、刘晓兰、李占元等等，都为中国形意拳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形意拳拳名之创立与传播

　　李老农学得戴争心意拳五行十二行之半数后曾随二闾师从事保镖业将近五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老农受太谷富绅孟脖如之聘，离开祁县，到太谷城内护院。从此，结识车二(即车毅斋)，并传授心意拳术。咸丰六年(1856)，由主人孟脖如荐举，征着二闾师同意，李老农正式收车二为徒。孟脖如为师徒写承师帖时，同时为他们起了名字。李老农起名飞羽，字能然;车二起名永宏，字毅斋。不数年，李飞羽将戴氏心意拳“五行六象”悉授于弟子，同时，将艺传给主人孟氏。因此，太谷县城有孟脖如待李飞羽如“坐上客”之传。不久，李飞羽又收太谷人贺运亨、榆次人李广亨为徒。同治二年(1863)，李飞羽加入太谷镖行。因忙于镖务，是年冬，便将弟子车毅斋拜托师傅戴二闾栽培。车毅斋每晚频行数十里，由太谷到祁县小韩村师爷处学艺戴二闾年复一年尽将平生拳艺传授。直至二闾卧病在床，尚以箸作械，传授枪、剑等械套路。终前，戴二闾将戴龙邦乾隆四十三年所作《心意六合拳》重订墨本相赠，并口授“习武当以武德为重，艺成务要扶危济贫，传艺要以不欺人为本”等戴氏祖训。

　　车毅斋得戴氏心意真传后，便同师傅李飞羽，师弟贺运亨、李广亨以及弟子李复祯等一道潜心于心意拳术之研究、改革、创新，先后对戴氏心意拳拳名、拳理、拳法等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讨。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心意”与“形意”的内函，认定“心意”本同一理，均成思于内;而“形意”则兼“外形”与“心意”双重含义，即内与外的结合，思与行的统一。于是，李飞羽道先提出了以“形”代“心”取名“形意拳”的主张。认为这样更符合心意拳的拳理、拳法。此后，始有形意拳之名闻于世。

　　同治五年(1866)，李飞羽同弟子车毅斋创编了第一个形意拳对练套路，初名“五行生克拳”，后改称“五行炮”。李飞羽晚年归冀后，车毅斋继承师志，不遗余力，继续改革、完善形意拳术，先后又创编“挨身炮”等9个对练套路，以及拘马拚、狮吞手、十三炮法等等。至此，由李飞羽师徒改革创新的形意拳术理论逐渐完善，内容日趋丰富。此拳以“防御为能”为其特色，套路严谨，拳法多变，风格独特，车毅斋首在同门中试传时即倍受欢迎。不久，太谷城乡习此拳者日渐增多。《车君毅斋纪念碑记》中所说的“吾郡则自咸同间此术独盛，”记的就是这一历史。光绪初，此拳很快传入太原、榆次、徐沟、平遥等地。光绪十四年(1888)，车毅斋在天津以形意剑术击改日本武林高手板山太郎，名声大震，清政府特授予“花翎五品军功”，以示嘉奖。

　　光绪十五年(1889)农历九月，李飞羽弟子直隶形意拳大师、以半步崩拳打遍华北无对手的郭云深首到太谷走访形意同门，与车毅斋师兄切蹉技艺长达一年有余。之后，郭氏语人曰：“山西吾车二师兄，技臻出神入化之境，真高手也。”此后，直隶形意名师到太谷走访形意同门的还有刘奇兰、李太和、刘元亨、李占元、张树德等等，各地武林高手先后到太谷与形意门人较技者多达百余之众。光绪十九年(1893)，李飞羽弟子，直隶人宋世荣，宋世德兄弟携眷由大兴县迁晋，定居太谷，首在形意同门中传播山左琅琊王南溪所注内功经。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飞羽弟子榆次人李广亨在太谷城内“中兴正”商号作《心意精义》，对心意拳之历史源流、拳理拳法、拳名演变、五行、十二行拳之练法以及诸多套路拳都作了详细注解，成为形意门中具有权威性的拳谱资料。

　　晚清，李飞羽的著名弟子有五人聚首太谷传授形意拳艺，民间有“五星聚太谷”之称。车毅斋技艺精深，形意真功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他的游鼍化险，被武林誉为绝技;李广亨人称“试金石”乌鸦伏卧为其特技;宋世荣长于内功，燕形技艺令人叫绝;宋世德轻功出众，常越城而出，汲水于酎泉;贺运亨人称“铁腿”，腿功技艺超群。李飞羽第二代传人，车毅斋弟子李复祯善于技击，尤擅长枪，人利润留成“技击泰斗”、“常胜将军”，太谷成为形意名流荟萃，形意大家往返交流技艺的地方。因此，太谷被武林誉为“形意拳之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奇兰弟子王福元到太谷拜访车毅斋师伯。车氏悉心传授拳艺，如入门弟子，并将其推荐到榆次陈侃为萧家护院，以为谋生之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存义奉师命赴晋，向车毅斋师伯学习拳艺，并探望师弟王福元。光绪二十六年(1900)，李存义参加义和团事败，到太谷避难，车毅斋命弟子李复祯等保护其安全并推荐其为当地富户孟氏护庄。李存义在太谷期间，车毅斋为其补足十二形拳，并传授挨身炮等套路。宋世荣向其传授内功四经。光绪二十九年(1903)，郭云深最后一次到山西太谷，与师兄车毅斋等商计十二形之排列序次，经研究决定将原先李飞羽所传之六象排在前、车毅斋所传之六象排在后的序次，改为“龙虎为开”排在前，“鹰熊为合”排在后。自此，鹰、熊二形不再单独演练，形意门人谓之“鹰熊合演”。郭云深临行前，同车毅斋师徒共11人合影留念(此照尚存)。李飞羽弟子车毅斋、郭云深等为晋冀共两省形意拳术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车毅斋先后为师弟、师侄补足形意十二形，并传授单练、对练套路及菜手技艺。由李飞羽定名的形意拳术得到了广传播，使之成为我国四大名拳之一。

　　宣统三年(1911)，形意名家李存义在天津创办中华武术会，团结武界同仁，培养了一批优秀武术人才，为发展武术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民国三年(1914)，李存义最后一次到太谷，与同门师兄李复祯、布学宽、宋铁麟、刘俭等共同商讨形意门人这辈次，决定从飞羽公第二代传人起，以“华邦惟武尚社会统强宁”十字为辈序，使后之来者有谱可稽。是年，形意拳新秀郝恩光首将形意拳传到国外，开创了中国拳师教外国人学形意拳的新纪元。民国七年(1918)，曾于光绪末年在太谷受过形意大师车毅斋、李广亨、宋世荣指点的形意奇术韩慕侠在北京击败俄国大力士康仄尔，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中国人闻之扬眉吐气。此后，形意拳名声大震，全国各地学形意拳技者与日俱增。山西省城各大中小学，太谷、榆次等地高等小学普遍增设国术课，许多形意拳我师被聘请专授形意拳术，一批形意拳新秀成长起来。形意人孙福全、刘殿琛、姜容樵、凌善清、恭颠、董秀升等编著的形意拳专著先后惠行，向国人推荐形意拳术，进一步推动了形意拳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以描写形意拳名人为主要内容的传记性小说，如《清侠传》、《当代武侠奇人传》等等。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前后，全国各地成立的国术馆、会中都有形意拳师任教，有的并担任要职，形意拳的普及之势逐渐形成。李飞羽在山西的传人以口授身传技艺见长，善技者不断涌现，在国内享有盛名。民国十七年(1938)，两次在南京举行国考打擂，山西代表队16人中即有李连成、韩荣华、张万荣、王鸿、张安泰、李培昌、白三货、郭凤山等15人是形意拳名手。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军入侵中华国土，形意拳术几乎被扼杀。许多青年拳师奋起抗日，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抗击日寇的侵略作出了积极贡献。仅山西即有陈晓峰、胡殿基(化名杜子和)、史克让等多名担任要职的形意拳新秀为抗日战争英勇献出了生命。老年拳师则不顾安危，冒死犯难传拳授艺，秘密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形意拳人才。

　　五十年代以后，形意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四十多年来，从事形意拳理论研究的人们克服重重困难，查找历史文献，走访形意前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事求是地在研究形意拳历史源源流，挖掘整理形(心)意拳文献，阐述形意拳拳理、拳法中的疑难，以及澄清某些历史讹传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的已取得重大重大研究成果。

　　随着社会进步，许多人对形意拳术独特的健身功效和以“防御为能”为特色的拳技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习此拳者遍及各地，精斯术者与日俱增。他们将为更广泛地传播形意拳术，为人类的健康长寿和社会安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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