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先生生平及大事记》：“1933年，先生预言自己驾鹤之日……同年秋，先生归故里，不食者两旬，而每日习拳练字无间。至12月16日早上（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卯时），先生对家人曰：‘仙佛来接引矣。’遂命家人去户外烧纸。于6点5分，先生面朝东南，背靠西北，端坐室中，嘱家人勿哀哭并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一笑而逝。”（收入孙剑云所编《孙禄堂武学录》） 《孙禄堂先生传》：“1933年10月底返回老家完县，预知自己仙化之日，不食者两旬，而每日练拳、习字、课徒无间，收县教育局长、画梅圣手刘如桐等18人。1933年12月16日孙禄堂无疾而逝，逝前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童旭东，《孙氏武学研究》）
从上述文章的内容，我们很容易产生孙禄堂能预知自己去世时日的印象——他从北平返回完县，乃是为了要叶落归根，然后果如他所预料的，真的很快就在老家去世。 传说总是美好的，但若要考究其实际，很多传说都与真正的史料相去甚远。孙禄堂预知时日的传说，可能与史料一致？或许有人说，陈微明所撰写的《孙禄堂先生》 难道不是史料？不错，那是一则史料，不过是一则二手史料。陈微明文章所记载的信息是来自他人，且有明显错误，真实性不高。 且看《完县新志》中的记载：“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适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主试者聘福全为评判员。县城各机关公务员曁各学校职员久欲师事福全，冀得拳术精意，尼其行，而福全亦眷念吾党小子无人指导，允其请。遂由教育局长刘如桐等集议组织国术研究社，得生徒一十八人，按时教授，备极勤恳。” 需要指明的是：《完县新志》收录的这篇文章，与《大公报》登载的《孙福全传》大同小异，必然是同一篇文章，而《完县新志》收录的是原文。 《大公报》记者从他人处见到原文，略加删改，就发表在1934年1月29日的《大公报》。于此，可见原文生成之迅疾！当孙禄堂去世仅月余，一篇详细的传记 就应时而生，且随孙禄堂的讣告散诸亲友门人。 另外，《完县新志》从1929年开始编纂，1932年定稿，1934年出版，为何还来得及收录《孙福全传》这篇最新出的文章？查《完县新志》，“人物”篇 是由马寿堂（长龄）所撰。孙禄堂弟子刘如桐不仅是完县教育局长，而且还与马寿堂同为《完县新志》的编辑之一。是故，这篇文章应该是孙存周提供材料，由马寿 堂撰写，而刘如桐亦参与其中。作者对孙禄堂回完县一事势必是知情者。 按照《完县新志》的这个说法可知：孙禄堂回完县是在1933年夏，而非“秋”、“十月底”；孙禄堂回完县的原因是展墓，即省视先人坟墓；孙禄堂在完县期间，收了刘如桐等十八人为徒；孙禄堂被聘为第二次全国国术考试评判员时，曾想应聘而去，但被刘如桐等人挽留。 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孙禄堂回归故里与预知驾鹤之日毫无关系，不过是为了省视先人坟墓，其在完县也并非是为了等死，还曾想远赴南京当评判员。故，所谓孙禄 堂预知时日的说法，必是其后人的编造！预知时日说法的最早记录者陈微明，必然是听闻自孙存周。因此，最早的编造者就是孙存周。因此，最早的编造者无疑就是孙存周。我已在《孙禄堂逝世情况之分析》文中分析过了，民国时，所谓孙禄堂无病而逝的说法来自孙存周，而“病故”的说法来自孙剑云。 刘如桐《国术大师孙福全传奇》文中回忆孙禄堂回到完县的时间为“民廿二年(一九三三)春”，与《完县新志》的记载稍异。马礼堂1935年的文章记载他于1933年春天曾与孙禄堂在北平辩论国术问题。故，孙禄堂应该是在1933年的春夏之交回到完县的。 关于完县国术研究社，《“孙式太极拳”的创立与发展－－访任兰芬先生》文中有如下记载：“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禄堂高龄七十有三，方返回完县，在城内圣人殿成立‘完县国术研究社’，禄堂为社长，收弟子十八人（现有合影一张），亲自教练。”
任兰芬的回忆，可以佐证《完县新志》的记载。孙禄堂在1933年回到完县，收了十八个徒弟，成立了一个“完县国术研究社”，自任社长，亲自教授。显然，此时的孙禄堂完全不是一副等待驾鹤的模样。 “现有合影一张”就是就是孙禄堂和刘如桐等十八弟子合影的照片，这是一份更为珍贵的史料。该照片右上角写着：“河北完县国术研究社全体学生欢送孙老师禄堂北平纪念 由此可知：一，到1933年9月5日，完县国术研究社早已成立，故《完县新志》中“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的记载可信；二，在1933年9月5日，河北完县国术研究社全体学生欢送孙禄堂老师到北平，故《完县新志》中“尼其行”的说法并非事实真相。
此时孙禄堂到北平去干什么呢？《完县新志》中记载：“适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主试者聘福全为评判员”。显然孙禄堂是想从北平中转，前往南京，担任第二次全国国术考试的评判员。既然这种欢送纪念的合影都照了，孙禄堂就不存在被“尼其行”的可能了。《完县新志》是以一个美好的借口掩饰一个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孙禄堂最终没有到南京就任评判员呢？
第二次国术国考的评判员中，孙禄堂的名字是挂着的。这说明孙禄堂接受了国术考试主试者的邀请，直到最后一刻并未拒绝赴任。如果孙禄堂在完县就被“尼其行”，或是安心在老家等待着驾鹤，他必然将回绝邀请，其名字也就不会列入评判员的名单了。1933年9月5日，刘如桐等人在完县欢送孙禄堂前往北平。1933年12月16日，孙禄堂在完县去世。期间，孙禄堂是否到达了北平呢？
孙剑云《忆父亲孙禄堂》：“1933年9月29日，父亲突然对我们说：‘下个月的今天，我就要离开人间了。’那时，我们作儿女的都不甚相信，不知父亲是否根据易经之术来计算的。父亲说要‘叶落归根’，我们便侍父回到家乡。”
依据孙剑云的回忆，孙禄堂离开完县后，确实到达了北平，但却滞留在北平，一直到1933年11月16日（农历9月29日）。孙禄堂并未如其所愿远赴南京担任国术国考评判员。他滞留北平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孙禄堂忽然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于是就在北平就医。童
旭东的文章中有家人请名医孔令谦为孙禄堂把脉，到北平德国医院检查身体等情节。虽然童旭东说孙禄堂做检查是因预言时日而被家人强迫，检查结果也异常良好，
但这些恐怕是故意为孙禄堂遮掩。如果孙禄堂真的没病，何必看了中医，又找西医？再说，前面已经分析过，所谓孙禄堂预言时日完全是其后人的编造，则孙禄堂找
医生、去医院的理由就不是童旭东所说的那样了，必然是确有伤病在身。
1933年9月上旬，孙禄堂离开完县到达北平，准备稍作停留就去南京。谁知在北平时伤病忽来，多方求医无果。孙禄堂只好开始准备后事了。童旭东《孙存周先生传》写道：“
从孙剑云的回忆文章看，孙存周不是直接返回完县，而应是到北平。孙禄堂在北平自知宿疾内伤发作，不是医术所能治好的，赶紧写信给孙存周催其回平。孙存周回 到北平当是十一月中旬。1933年11月16日这天，孙禄堂在两个儿女的陪伴下离开北平，回到完县老家，打算叶落归根，安葬在完县。 关于《完县新志》记载的孙禄堂1933年夏由北平回完县是为了“展墓”一事，另有史料佐证。《清文林郎孙府君墓志》：“君之子禄堂久愿作志，表扬先德，佑启后人，以宦游于外，素愿未偿而卒。”该碑是孙存周于1935年5月所立，孙府君，即孙为政，孙禄堂之父。孙存周在碑文里强调孙禄堂有立碑的素愿却抱憾而殁，应是孙禄堂死前对孙存周有所嘱咐。如果孙禄堂果真是预知时日从容而逝，何必留这样一个人间遗憾去往见先人呢？ 由以上史料可以作出如下合理推测：孙禄堂早就想为先父立碑，但一直在外，长时间未回老 家；1931年秋，孙禄堂从镇江北上，到了北平，呆了将近两年；1933年春夏之交，孙禄堂为了实现给其父修墓立碑的素愿，于是就回到了完县，这就是《完 县新志》所说的“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到了完县，该县教育局长刘如桐等十八人慕名拜师，孙禄堂因此筹建了一个完县国术研究社，自任社长，亲自教拳；大 概八月份，收到南京中央国术馆的聘书，拟出发赴任；九月五日，刘如桐等欢送孙禄堂，并摄有合影；孙禄堂到了北平后，忽觉宿疾作祟，自知命已不久，医治无望 之下，写信催孙存周赶快回北平，然后带着儿女折返故里，很快撒手人寰；至于给其父修墓立碑之事，终因世事多舛，变成一个未能完成的素愿。 以
上就是孙禄堂1933年两次回到完县又死于完县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描述。不过，世人都有“为尊者讳”的思想。《完县新志》将孙禄堂没有去南京就任评判员的理
由说成是乡人阻止他出行，实际上孙禄堂与刘如桐等人的合影上明明写着欢送纪念的字样，可见真正阻止孙禄堂赴南京的原因只能是他一身的伤病。另外，孙禄堂后
人喜欢编造故事神化孙禄堂。陈微明（闻自孙存周）、孙剑云、童旭东（闻自孙剑云）说孙禄堂是因为预知驾鹤之日所以才忽然回到完县，这些说法与欢送孙禄堂的
纪念照直接冲突，而《完县新志》明明记载着孙禄堂“旋里展墓”，且此记载得到《清文林郎孙府君墓志》的佐证。
注：《清文林郎孙府君墓志》的内容来自《一通记载孙禄堂家世的墓碑》一文。作者吴占良，发表于《武魂》2009年第4期。如此，我们知道孙禄堂不仅没有无疾而终，而是孙剑云1934年所述的“病故”，而且也没有预知时日，而是阴差阳错、命该绝于故里。孙禄堂传人编造的故事虽然美好，却完全与史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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