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太极”一词，初见于被中国学界奉为众经之首的《周易》。《周易.系辞上》载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两仪即阴阳，四象指四季和金木水火，八卦代表能生生不已的八种事物。在这一派生过程中，以阴阳为内涵的“太极”是衍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导至生生不已的原因是阴阳相依与永无休止的阴阳转化。先哲们认为这一派生过程中体现的自然规律，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周易.系辞上》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 《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四十二章》）。于是，太极一阴阳、物物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在探索太极义理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以阐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为目的的“太极图”。 随着古人对“太极”理、象研究的发展，太极思维中的阴阳辩证法则，逐渐被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则，渗透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中，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当然，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深透到了中国人的人体运动方式中，影响着古代武术运动的展。 “顺阴阳而运动”是古代武术的基本原则，体现着“顺阴阳而运动”原则的武术，在先秦时已见记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稍晚于《周易》见载的春秋末年越女论剑和战国时《庄子》的有关论述。 “越女”论剑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整篇言辞都是以阴阳变化法则解说攻守制胜之理。（《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庄子》认为攻防格斗的奇巧在于阴阳。他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庄子.人间世》）。并指出“奇巧”的要点在于遵循阴阳转化法则：“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 在武术格斗中，阴阳转化得当的一方，就能以巧胜拙，后发先至。 中国古代武术，基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沿着“顺阴阳而运动”的原则，一直在延绵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里发展着。至明代中叶后，古代武术发展达到了它的巅峰时，仍然是以“顺阴阳而运动”为原则。这一情况，在普受时人和后世武人推崇的明代武术大家戚继光（1528—1587）和俞大猷（？—1580）的著作中，都有体现。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长兵短用篇》、《短兵长用篇》，通篇着笔于运用阴阳变化的法则，论述长与短相互为用的关系。 俞大猷在《剑经》中，以阴阳转化法则揭示了转化刚与柔、动与静、先与后等对应因素的方法。提出了“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乘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以静待动，以逸待劳”等攻效防制胜原则和方法。被后世拳家视为不传之秘。 总之，戚继光《纪效新书》和俞大猷《剑经》，代表着古代武术沿“顺阴阳而运动”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阴阳这一内含来说，可以将戚、俞二位及其以前的同类武术观念称为早期萌动的“太极运动观”。但是，准确些说，只能算是“阴阳运动观”。直到自明清之际出现将“太极”自然观的象、数、理逐步融入拳术的太极拳运动，太极运动观才步入了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
